曾喆
曾喆的绘画在真真正正地审视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物体,并从它们当中找出某些独立的文化分量。她在人们千篇一律对待艺术的面前提出了谦卑的东西,把注意力集中在没有社会意义的小物体上,毫无约束地仔细检视物体的内在本质 – 只关心所遭遇物体的真实本质,不计较其它。但由于曾喆的绘画技术功底深厚,我们发现价值观遭受颠覆:角色颠倒,物体掌控了自己的小世界。仔细观察之下,这种变化与其说美化了画家笔下的静物,不如说赋予了静物一种重要性。 画家笔下的蘑菇作为一个观赏物,忽然显得比现实中其貌不扬的蘑菇更有价值。
 
虽然曾喆在某种意义上是形而上学的,但她的内容也允许她专注在作为她生活一部分的事物上,这意味着她所采取的绘画方式既是一个实用的决定,也是一个富有哲学意义的决定,她的绘画是在平凡里体现了崇高。
 
曾喆不宜被划分为一个社会意识画家,但也不能被当作仅仅是一个静物艺术家来讨论。她的作品可以说是跨越界限的,有时候可以把关心的小问题转化为大问题的(把小关心变成大关心)。一些西方艺术人士(西方人)从静物画的漫长历史的角度出发,可能会认为曾喆的艺术是学术的而不是独立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们不能把她在风格和构图技能方面的成就归结为受到西方影响的例子。她的作品肯定比纯粹受到艺术家自己以外的文化影响的作品更加具有特点!长期以来,中国艺术家和美国艺术评论家、学者津津有味地捉摸一个艺术品到底有多中国。但是,从日益增长的全球多极化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已经产生不了真正的见解。一味地去理论一件艺术品的原产地已经显得很蹩脚;发生了变化的艺术世界也正在提出同样的问题。由于信息大量的涌入,以及几乎等同于后种族、后族裔社会曾经遭受的偏见,更加明智的办法就是全盘接受艺术界的真实情况:绝对的新颖,文化上的开放,和偶然中的外来影响。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提法,艺术似乎马上被引向一个团结而不是分裂不同文化背景的局面(陈述,声明)。无论努力去界定中国艺术品原产地有多么引人入胜,当前去做这种努力很是可能反时代的。更好的做法可能是指出相似之处,而不是僵化地强调谁影响了谁,使得这位艺术家的观众负重不堪。
 
可能没有什么比一幅厨房餐桌画更家常便饭的了。那是曾喆探索平凡的一个舞台。在这幅画里,我们看到左边摆着一双筷子,一个陶瓷碗和一个勺子;中央是一个装有酒的酒杯,上方是一个深绿色的花瓶和另一个容器的底部。现代派20世纪中叶以来对格子独有钟情,曾喆把物体摆放在一块格子图案的桌布上,唤起了格子结构的力量,整个设计就好像是对西方形式主义的一个心领神会的点头。还是像前面提到的,这种常态摆布其实就是为了把平凡提升到一个有力的而且更加确定(熟练,有造诣,实现,完成)的主题位置。看着这些精心摆设的物体,人们就知道它们的卑微状态代表着曾喆作出的改变,她对这个平凡的世界灌注了全部的精力。在巧妙安排的格子陪伴之下,日常平凡之物的抒情性悄悄地受到欢呼(庆祝),把画推向一个比简单的画面更加新颖、更加理论化的境界。在西方,格子用作一个文化上中性的空间利用物,曾喆也采用了这一视觉诀窍。她以自己精心的设计将新与旧、东方与西方的差距摆在观众面前,可谓别出心裁。
 
——乔纳森.古德曼(美国)